在1952年，解放军开展了一次全面的干部评级，将军官们分为九个等级共21个级别。三年后，中央军委依据此评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授衔，大多数中将职务对应正军职、准兵团级及副兵团级。由于起点较高，开国中将们普遍担任高职，如大军区正职、军兵种正职以及中央总部正职，甚至还有部分人担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及政治局委员。然而，有一位中将却显得格外特别，他是解放军的一任首批军长，战斗能力出众，为多位高层首长所看重。但奇怪的是，从1947年起，他始终以正军职的身份奋斗，长达35年，直到离休时仍未有晋升，因此成为开国中将中职务最低者。不过相比之下，另一个在1952年被评为副军级的杨秀山，直到1963年仍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。那么，周志坚为什么在职业生涯中始终停滞不前呢？

这位具有独特经历的中将就是周志坚，战争年代各位将领都非常欣赏他。比如李先念在抗战时期领导队伍深入大别山时，特意将他带上，周志坚没有辜负期望，一跃而成，四战四捷，使新四军在湖北中部崭露头角。随后在新四军第五师的作战任务中，李先念对周志坚高度依赖，给予他很大的自主权。在中原突围战后，周志坚所指挥的13旅被打散，他辗转抵达武汉，寻求董必武的帮助，此后返回延安。李先念一直关注着他的去向，多次派人希望周志坚能前往陕南地区工作。但出于对指挥的渴望及对13旅以往战斗牺牲的心结，周志坚选择不再返回中原战场。他回忆道：“自抗日战争以来，我在中原地区从一个团成长为一个支队，最终组成了13旅，却目睹这些从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同志们流血牺牲。”

最终在朱老总的批准下，周志坚前往华东发展，时任老领导许世友对此非常高兴，立即任命他为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，为他开启了更为广阔的职业道路。1947年，胶东军区部队组建了第13纵队，周志坚迅速升任该纵队的司令员，正式进入了正军职。尽管该纵队是华东野战军成立较晚的部队，然而战斗力丝毫不逊色，初战便接替了久攻不下的7纵，成功攻下敌军坚固城市莱阳，令全军刮目相看。随后在济南战役中，他的部队成为了西线最早攻占城池的军队。麾下109团还获得了“济南第二团”的光荣称号。在淮海战役中，他又成功围歼敌将黄百韬，阻击李延年，为部队开辟了新的胜利局面。渡江战役后，周志坚率领重组的31军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，在福州、漳州和厦门的战斗中表现优异。周志坚的战功在所有中将中可谓名列前茅，与此同时，他的年纪也是开国中将中最轻（四位1917年出生的中将之一），理论上，应当在后续得到更多重用。

然而，通过回顾他后来的职务发展，周志坚在舟嵊要塞区担任指挥官、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务，直到1982年离休时仍然维持在正军级，这在当时非常反常。1955年后，军区重新划分为12个大军区，各军兵种领导班子亦得到了扩充，很多开国中将开始担任大军区的副职，甚至有些如张国华、王恩茂等还担任了正职。到了60年代后期，伴随着政治运动的加深，众多要职轮流出现空缺，开国中将们纷纷进入核心层，如海军的李中将、空军的吴中将则更是成为了政治局委员。与这些中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周志坚则从原本的军长和要塞司令员，转而成为沈阳军区的副参谋长。在当时，军区参谋长的级别一般为正兵团职，而副参谋长为正军职，看似职级相同，但实际上地位相去甚远。从战争时期起，多数军官更愿意担任低一级的军事主官，而周志坚已然到了和平年代，再担任副职，在沈阳军区更无实权可言。

那么，导致周志坚遭遇如此境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尽管官方并没有明确的答案，民间却流传着两种说法，一是与其生活作风有关，另一则涉及政治问题。可以确认的是，周志坚确实曾犯过错误。1969年九大期间，许世友曾向毛主席求情，提到“主席，如今正是需用能征善战将领的时机，有些将军生活困难，请您予以关注。”当时的特定背景是珍宝岛战役，边境局势紧张，确实亟需能打的将领。主席随即询问哪些将军，许世友回答道：“王近山和周志坚，他们的确有错，但处罚有些过重。”由此可见，周志坚在仕途上是曾受到处分的，若非如此，他也不会在职务上停滞不前。经过讨论，最终王近山和周志坚被安排在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。王近山的经历与周志坚相似，但他曾担任过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，职务相对更高。后因生活作风问题，王近山也遭受了职级影响，随着许世友的求情，两人成为“难兄难弟”。

两人来到南京军区后，生活上得到了一定保障，权力却并未有太大提升。当时，我国的军事干部制度为终身制，大军区单位、省军区单位及野战部队的机关复杂庞大，往往一个正职配备几名甚至十几名副职的现象普遍存在。在1969年，南京军区有郭化若、张才千、王必成、刘先胜、林维先、聂凤智、钱钧、饶子健、廖容标、李德生等十位副司令员，加上政委、副政委、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等领导，分工早已固定，使得王近山和周志坚的权力并无显著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