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清河地区，一座小县城的喧嚣中，李干事和王恺遭遇了一队伪军的拦截。此时，两人身上藏有武器，前方是敌人的哨卡，后方又没有增援，稍一犹豫，他们的真实身份便会暴露。没想到，在这组“敌人”中，竟然混杂着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地下工作者杨仲信。这一段轶事出现在一些革命故事和地方回忆中，虽然缺乏确切的年月和详尽的人物档案，但故事反映的敌后斗争方式和当时山东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。

当时的清河地区位于山东北部，临近津浦铁路和渤海沿岸，战略意义极为重大。为了切断根据地的联系，日军频繁组织“扫荡”，伪军则负责封锁道路、搜查村庄和盘查行人。八路军部队通常分散行动，弹药紧缺，使得情报和交通线比正面交锋更为重要。清河军区获悉，日军正集结兵力，可能会对根据地进行新的清剿。要确认敌情并将消息传回部队，依赖公开渠道已是不够，潜伏在敌人体系内的杨仲信成了关键人物。

接到命令后，李干事和王恺化妆成商贩，扮演到县城出售红枣的角色以进行联络。李干事假装掌柜，王恺则是帮工，身边的筐子里装着红枣，这样的伪装虽然普通，却让他们能在街上活动，和行人攀谈，降低了被检查的风险。然而，伪装并不仅仅是换身衣服，口音、走路姿势和对商品的熟悉度都可能暴露他们的身份。王恺负责招呼客人，李干事则专注观察周围的情况，他们心里越紧张，脸上却要保持淡定。

他们原定在顺义客栈接头，可是久等不见杨仲信的身影。枣子卖出去大半，街上行人也换了几波，联络人迟迟未到。敌后接头最忌讳的就是联络人被曝光或者接头地点被敌人盯上。李干事决定不再冒险，准备带王恺离开县城。正当他们收拾摊位时，一个身穿便衣的中年男子走到他们面前。他没有立刻买枣，而是仔细打量了两人，随后轻声说：“今天天气不错，就是有点热。我的亲戚杨仲信，最喜欢这样的天气。”这句暗语让李干事和王恺意识到，杨仲信可能遭遇了麻烦，原定计划必须调整。

在离城的路上，他们却遇到了真正的危险。路口的凉粉摊旁，几名伪军正在盘查过往行人。李干事尝试用商贩身份应对，并试图用银元打点，但伪军头目冷冷地说：“搜身。”身上的武器暴露无遗。退一步，他们的身份立刻会被揭穿，继续纠缠显然也逃不掉搜查。危急时刻，李干事突然开枪，王恺立刻也投入战斗。枪声响彻街头，周围的伪军紧急进行反击，李干事和王恺迅速被逼入绝境。

就在此时，伪军中传来一声喝止：“都别动！”说话者正是杨仲信。他早已潜入伪军，并以“黄队长”的身份活动。表面上，他是敌方的成员，实际上却在收集日军调动、伪军布防等情报。李干事和王恺苦苦寻找的联络人，就是他。杨仲信举枪警告，迫使周围的伪军暂时停手。敌伪队伍中，各自心怀鬼胎，一些普通士兵不愿为冲突而拼命，而杨仲信又掌握着现场的指挥权，局势迅速变得松动。抓住这个机会，他将手雷、子弹和敌情消息传递给两名侦察员。这些资材虽然数量不多，却极其珍贵，足以支撑根据地的防卫和突围。

为了让两人顺利离开，杨仲信需要继续待在伪军中。他们中流传着一个故事，李干事在离开前朝他的腿部开了一枪，以制造双方交火、杨仲信负伤的假象。尽管这个细节似乎颇具戏剧性，是否真实仍需更可靠的文献进行核实。然而，从敌后工作角度来看，地下工作者一旦被揭露帮助八路军，往往需要用假象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
李干事和王恺携带情报成功离开，但杨仲信并未立刻撤离，而是继续以伪军身份掩护自己。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，完成一次接头并不意味着任务结束，真正艰巨的在于如何隐匿身份，等待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机会。此次行动没有大规模冲锋，也没有炮火纷飞的战斗，却深刻体现了敌后战争的另一面：伪装、暗号、随机应变，以及潜伏人员随时可能暴露的风险。

县城外的枪声渐渐消散，卖枣的担子渐行渐远，伪军的队伍中留下了一个“负伤的黄队长”。这次接头不仅完成了情报的传递，也为清河根据地在即将来袭的扫荡中赢得了应对的时间。